1966年8月12日在巴黎的一处寓所，屋内散发出浓重的煤气味，周围的邻居进入房间，看到了倒在房内的画家。邻居们将画家送去医院，但为时已晚。

画家辞世后，他的画作被拍卖，买家寥寥无几，多数画作以数百法郎廉价卖出。然而，这些买家并没有想到自己买下的画作将在几十年后增值数百倍。

那么，这位画家究竟出身何地，为何生前画作籍籍无名，而死后才为人所知？

上个世纪之交的一个秋日，在四川顺庆的富商常家，一个男婴呱呱落地。家中十分宠爱这个孩子，给男孩起名为玉。这个孩子从小衣食无忧，过着优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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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是一名画师。而母亲出身富贾大家，知书达理。因而常玉从小便在浓厚的文化气息中成长，很早就展露出艺术上的天分和直觉。

家中也十分注重培养他在艺术上的能力，给他联系当时四川的大儒、书画家赵熙，让常玉拜入其门下。在赵熙这里，常玉打下了坚实的书法与国画基础。

1917年常玉进入上海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在这里常玉接触到了西方绘画，并为之痴迷，最终成为他一生的事业。此后他又与自己的二哥留学日本、法国。

自由无羁的性格，让他虽在这些学校中学习生活，却没有相关的考勤记录，因此也没有获得文凭、证书。

在他看来学院教育的种种规矩是一种束缚，他更喜欢在巴黎的大茅屋画室钻研画技，在此野蛮生长更符合他的秉性。

在巴黎，他也认识了一些文艺界的朋友，而这些人里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名人。在巴黎常玉认识了一群和他一样求学的学生，包括徐悲鸿、潘玉良、徐志摩。

其中，常玉与徐悲鸿经常一同在大茅屋画室学习西方绘画，久而久之二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徐悲鸿对于常玉的艺术才华十分欣赏，称其“有奇才”。

常玉还在画室认识了日后成为世界画坛大师的贾科梅蒂与马蒂斯。这些顶级艺术家给了常玉悉心的指导，让常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但当时的法国刚刚经历一战，经济遭遇重创，通货膨胀严重，飞涨的物价导致徐悲鸿等人在巴黎困于生计。他们不得不去往物价稍低一些的德国柏林暂寻出路。

常玉也与挚友一同前往柏林暂住。在柏林，常玉经常在当地的动物园观摩各种动物，进行写生。

我们现在仍可以看到徐悲鸿和常玉互赠给对方的画作，有时二人还会合作。

常玉的作品中就有一件二人的合作，他1921年所画的一副《牡丹图》的背后是徐悲鸿所画的《驯狮图》。但这两幅绘画的风格迥异，似乎也昭示着二人未来不同的人生走向。

徐悲鸿的志向在于用西洋绘画技巧改造中国画，做中国画的革命者。

而常玉则是追求我行我素的生活，他并不执着于改变画坛，改变世界，他作画纯粹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感，并在绘画实践中贯彻自己对理想化美学的追求。

因而，在1927年，徐悲鸿选择了回国任教，而常玉选择回到巴黎成为一个自由艺术家。常玉一生中大部分时候都住在巴黎。这可能是因为巴黎的气质和他本人的性子相合的缘故。

巴黎这座城市对自由的灵魂有很强的包容性，那些生性自傲无羁的人在这座城市中不会遭到太多的冷眼和批判。丰富的艺术展览和沙龙也让自由艺术家们得以栖身于此，而常玉在这种环境下自然觉得如鱼得水。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常玉从中国书画中汲取养分，将之运用在了油画中。自创出用中国书画线条增加油画表现力的艺术创作新技法。

常玉作画对一个题材极为偏爱，那就是裸女画。在大茅屋画室不管周围是什么人，他都在旁若无人的画裸女。有时也不管模特是谁，他就把面前的画布上画成裸女。

他这种奇特的爱好却并没有招致周围人的反感，他经常将自己的画赠与他人，反而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常玉在巴黎时常出入艺术沙龙和博物馆，而巴黎当地的著名收藏家候谢也注意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国画家。

他十分赏识常玉的画作，热情地向巴黎收藏界推销常玉的油画。很快常玉的画作在巴黎受到热捧，很多画作销售一空。此外，在候谢的引荐下，常玉还认识了毕加索。

常玉的画作不仅在海外有知音，在国内也因友人的帮助而声名鹊起。常玉在巴黎留学时结识了同为留学生的邵洵美，此人后来成为近代著名的诗人、出版家、翻译家。

邵洵美回国后从事出版行业，编辑出版了很多报刊和杂志。在邵洵美的这些杂志中，他经常将常玉的画作作为插图，有时甚至专门开辟版面介绍其画作。

常玉的画作也参加了国内许多绘画展览，并且受到国内评论家的好评。

而常玉在巴黎也结识到了自己的妻子。在大茅屋画室中，一位叫玛素的法国姑娘注意到了这位东方画家，她很快就被这位画家非凡的才华吸引。

常玉的画令她痴迷，她提出要跟着常玉学画，常玉也很痛快地答应了。

玛素生平坎坷，20岁的时候就因为与爱人诞下私生子而被逐出家门。此后在社会上身兼多职艰难谋生，在生活的压力下，她倍感艰辛。

而常玉的出现，让她在艺术的滋养下对生活燃起了新的热情。常玉也很喜欢这个法国姑娘，他们很快坠入了爱河，并于1928年在巴黎结婚。

此时的常玉可谓春风得意，这种精神状态反映在了他此时的画作上。这一时期被学界称为常玉艺术生涯的粉色时期。

他在这一时期的画作总是笼罩在淡淡的粉红色背景下，画面里透着朦胧的暖意，如同初夏清晨将醒的美梦，迷离、轻薄而又安逸。

常玉受到西方抽象派、野兽派等先锋艺术影响，所画人物、动物、花卉都略显抽象。但在常玉的笔下，他们都具备着超越自身原型的生命力。

因常玉将中国画中写意的理念运用于西洋绘画中，使得他的画寥寥几笔便能勾勒出生气活力。

常玉在绘画中部分抛弃了西方绘画追求正确、精准的作画原则，他另辟蹊径注重以形写神，在绘画中做到了形神合一。

常玉绘画中还有一个十分令人称奇的特点，就是他坚实而又富有韵律感的线条。这也是从中国传统书画中继承来的。

中国书画，极其注重对线条质量的追求，要求线条厚重有力，同时又需要富有流动性，生动而不死板。看似矛盾的要求却体现着中国哲学中阴阳调和对立统一的理念。

至清朝，碑学大兴，对线条金石气的追求更是让中国书画的线条表现力上了一个台阶。而常玉绘画中的线条就是得益于对传统中国书画线条金石气的训练。

这样的艺术表现力，让很多人对常玉的绘画赞不绝口。徐志摩曾将常玉的一副裸女画评价为“宇宙大腿”，以形容其绘画生命力之博大壮阔。

业界扬名，又得佳偶相伴，至此，常玉的人生似乎十分顺利。

但是很快，命运将给这个悠游自在的贵公子来上一套组合拳。

上文提到过，常玉生于四川的一个富商家庭。常家经营丝绸业，拥有当地最大的丝绸厂。常玉的二哥常必诚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又创办中国第一个牙刷厂——“一心”牙刷厂。

这样的家境使得常玉养成了挥霍无度、自由散漫的生活作风，不过常家的家业足以养活这位贵公子。但到1929年，常家的事业陷入低谷，常玉的经济来源一下子断掉了。

但是他仍然不改变自己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仍然是有钱就花，毫无储蓄的概念。

候谢帮他卖画赚来的钱很快也被他花了个干净，而玛素微薄的收入也很难支撑常玉挥霍无度的消费习惯。

常玉对生活的打击并不以为然，他仍然继续过着自己潇洒快意的生活。但他的任性与放肆很快付出了代价。

首先是他的婚姻，常玉的放肆任性不仅体现在花钱上，还体现在对感情的三心二意朝秦暮楚。他出轨了，具体是谁，我们并不知晓。

对于常玉来说，这是他释放欲望的方式，那个女人或许只是个过客。但对玛素来说，这是背叛，她坚决地与常玉离了婚。

赏识常玉作品的候谢一直帮助他卖画，介绍雇主。但是常玉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也令他十分困扰。常玉还经常向他借钱，时间一久，候谢顿觉自己的钱像是都掉进了无底洞似的。

而常玉似乎也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摇钱树，1932年，候谢选择与常玉绝交。

那个时候，一位画家要成名必须依靠如候谢这样有名望的收藏家和经纪人，因此候谢的绝交对常玉是致命的，他就此丧失了在画坛确立地位的机会。

但常玉似乎并没有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重大的机遇。玛素的离开倒是让他十分后悔。而常玉性格中自由散漫的一面又给他的事业带来了更多厄运。

之前候谢帮他联系的买家和出版商一直和常玉有合作，但是常玉反复无常，经常放他们鸽子。这让他们也渐渐疏远了常玉。

常玉却在绘画之外找到了新爱好，他自己发明了一种“新运动”——“乒乓网球”。

他异想天开地把网球和乒乓球结合起来，自创了这种运动。并且还不遗余力地推广这种运动。但是事与愿违，应者寥寥。

不营主业，而又着力于推广一个不靠谱的运动，这让常玉陷入了贫困交加的境遇中。再加上后来二战爆发，法国卷入战火。常玉的处境愈发不堪。

但此时的常玉却仍然放不下自己的贵公子架子，对画商百般刁难。

他对画商完全不信任。若画商有幸得到了他的青睐，

常玉也要和画商约法三章：一，不许赊账，必须先付钱；二，在他作画时不许看着；三，画拿完了就赶紧走人，不许提意见。

在这样的刁难下，鲜有画商能入常玉的法眼，而这也让常玉更加穷困潦倒。

对于常玉来说，那些画商都是些唯利是图的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者的价值观是肮脏的。

常玉的画纯粹是自己心灵的产物，那些裸女是他心中欲望的化身，那些盆景与花卉是他孤高、独立的精神写照，那些动物就是他自身境遇的缩影。

用现实主义者肮脏的金钱去衡量常玉的绘画，显然是对它们的亵渎。常玉清高、任性而又自由烂漫的个性也让他一厢情愿地推广着那个奇特的“乒乓网球”，厌恶为画商作画。

而这种天真和执着，也是他绘画之所以能打动人的根源。他是个热诚的赤子，容不得半点虚假，在他的画中满是他最真挚的情感和冲动。

生活的困境也让常玉的艺术风格发生了转变，他的艺术生涯从梦幻轻盈的粉色时期过渡到了凝重深沉的黑色时期。他的绘画中富有流动性的线条越来越向着碑学的厚重、苍茫一路发展。

他在画中的线条越来越粗重，凝练，更显古朴刚劲。似乎在生活的磨砺下，他的生命焕发出一种坚强的、质朴的力量与命运对抗。

在黑色时期，常玉画作的背景颜色也越来越深沉，以暗色为主。原本轻薄、梦幻的暖色调变为深沉，厚重的冷色调。但是，常玉画作并没有给人以透不过气的压抑。

相反，画作沉郁厚重的风格反而给人一种沉稳、优雅的感觉，刚劲的线条传递着强烈的生命力，令人为之动容。

而晚年的常玉依旧不改对裸女的喜爱，但是由于困难的经济状况，他已经雇不起模特。他只得在杂志中、画报里寻觅裸女的踪迹，剪下来作为模特。

他晚年的裸女也愈加抽象，仿佛他作画的对象不是鲜活的生命，而是他对于那迷人肉体的模糊记忆。

因为性格的缺陷，常玉的晚年可谓晚景凄凉。但好在仍有人赏识他的才华，荷兰音乐家约翰·法兰寇成为常玉的知己和主要资助人。

他能够深刻感受到常玉绘画中独特的东方气质和他绘画中那种用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事物神采的神奇能力。他更珍视常玉绘画中体现的真诚与纯粹。

法兰寇一直资助常玉直到自己去世。而在去世前，法兰寇留下遗嘱，吩咐每3个月给常玉500法郎的津贴，他深知常玉花钱大手大脚，因此选择分期交付，细水长流。

1966年常玉的好友存在主义雕塑大师贾科梅蒂去世，这让常玉倍感打击。几个月后，常玉也于自己在巴黎的寓所因煤气中毒辞世。

常玉死后，他的画作多以数百法郎被拍卖，而候谢死后，他所收藏的常玉作品也被他的夫人以极低的价格变卖。上世纪80年代常玉的画作逐渐被世人所认可，价格开始飙升。

至21世纪，常玉画作的价值被拍卖商充分挖掘出来，屡屡创出天价，近些年拍卖的常玉画作落槌价都在1亿以上。

在去世前的几个月，常玉完成了自己人生最后一副作品，那是一只大象，行走在黄沙漫野渺无人烟的大地上，孤独而又冷清。

常玉对他的朋友说：

“我先画，然后再化简它，再化简它，那是只小象，在一望无垠的沙漠中奔驰………，那就是我。”

也许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这个漂泊一生的浪子终于找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具象。

发布于：天津市